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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育券”制度及在西方的实施

时间:2004-07-18 00:00     作者:     点击:
  

    为了逐步实现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公正”,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对“教育券计划”(政策)的论证和可行性研究。90年代初,一些地方已经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教育券制度。这一制度逐渐被不少西方国家接受,并根据自己的情况作了灵活的调整。
    “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是一些美国学者目睹社会中弱势学生教育机会不均等与不公平的状况而提出的改进措施。1962年,傅立曼(Friedman M.)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首先提到教育券制度。其要点是:发给每位学生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以此支付部分学费。这样,家长可为子女选择任何学校就读,不再受到学区的限制。而学校将所收集的教育券向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所需费用。于是,学校间将会为了争取学生和经费而互相竞争,努力改善教育质量,以符合教育消费者的需求。
    教育券政策有不同的“版本”:一种傅立曼模式,主张给所有的适龄儿童以等值面额的教育券,家长可以自由选择收费标准不同的学校,不足部分自己支付,以促成自由的教育市场。因为开放的、自由的教育市场可以提高学校的效率和效能。这是一种“无排富性”的模式。
    另一种为詹克斯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前一种模式不能真正体现社会公平性原则,主张只给低收入或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以特殊的补助,所以被称为“排富性”模式。
    昆斯-许格曼模式,也认为应该按学生家庭状况的不同而发给不同面额的教育券,才能使经济资源达到较为公平的分配。应该制定一些基本的标准来规范接受教育券的学校。
    概括起来,教育券政策可分为“无排富性的”和“排富性的”两大类。前者主要强调选择的自由和促成自由的教育市场以提高教育效益;后者则更关注为社会弱势群体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西方国家在实行教育券政策时,根据各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作了不同的选择和调整。

   英国1996年开始在几个地区试行幼儿教育券计划。采用的是“无排富性”条款的普及型措施,对4-5岁的幼儿(英国5岁至7岁的幼儿学校已属义务教育)每人每年补助一千英镑。目的在于减轻大多数幼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并以此来促进国民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1997年5月将这一计划改名为“早期发展计划”,补助的精神及金额保持不变。而且,该计划准备向下延伸至3岁儿童。
    日本1997年开始实施的《JL童福利法》中规定,幼儿教育阶段的补助主要分为“机构补助”和“幼儿津贴”两部分。“机构补助”指保育所的设备及各种事务费,由国家负担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都道府县负担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幼儿津贴”则作为福利发放给儿童家庭。据调查统计,日本公、私立幼稚园每人每年所需缴纳的费用悬殊近17万日元,为了减轻人私立园幼儿的家庭负担和确保教育质量,日本儿童津贴制度采取“排富性”和“分层补助”的方式。
    意大利对幼儿教育津贴的补助方式与日本基本相同,采取照顾低收人家庭的政策。1992年,根据家庭收入分层补贴。如,月收入在200万里拉以下者,每月补助约22万里拉;月收入在200万至350万里拉之间者,补助约17.5万;月收入350万至400万者,补助约为8万;而月收入400万以上的家庭则每月象征性地固定补助0.1万里拉。1995年修定后的儿童教育津贴政策,对出生至入小学前的幼儿,教育津贴包括机构补助和幼儿教养费补助两部分。国家负责其中二分之一,地方负责四分之一,另外四分之一由幼教机构自行负责。
    加拿大的补助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非营利幼教机构的教师工资;一部分按入园幼儿人数发给日托中心及幼稚园,每人每天5加元,三个月发放一次,超过立案数的幼儿不予补助。
    瑞典的父母在于女八岁以前可以选择做“全职父母”,在家照顾孩子,也可从事兼职工作。无论何种选择,都可从雇主和保险系统中获得补偿。
    应该说,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教育券政策的地方,人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在美国,这一政策获得私立学校的欢迎,而公立学校教师却联盟极力反对。学者们一般认为,从理论上看,教育券政策是一个好政策,它可望具有以下优点:
    1.家长有自主选择的权力,可以因此而更加关心教育,也更加了解教育的本质;
    2.通过教育的开放和引进竞争机制,刺激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更加努力地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育质量,并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促使教育的多元化,以满足社会的不同教育需求;
    3.通过家长的选择,自然地筛选、淘汰那些不合格以及不符合社会需要的教育机构;
    4.更加有力地支持那些质量优越,管理良好的教育机构,使得教育及学校行政人员能无后顾之忧地致力于办学。(卢美贵等,台北市幼儿教育券政策研究,第46页,台北市教育局,1997年)
    教育券已经成为许多人心目中对改革教育、追求教育公正进而追求社会公正的一个希望。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狄洛(J.De-lors)指出的:人类面临未来种种的挑战和冲击时,教育将成为人类自由和平和维持社会正义最珍贵的工具。(台北市幼儿教育券政策研究,第17页)教育券政策所依据的,正是通过教育机会均等而追求社会正义的理念。
    当然,也有许多人冷静地看到,仅靠一个教育券政策去实现教育公正是不可能的。的确如此,完全的社会公正可能是人类的一个遥不可及、难以充分实现的理想,但无论如何,人类仍应该孜孜不倦地追求它,并为它的实现而全力以赴。
    (摘自《学前教育研究》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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